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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16日，作为中国国家画院45周年院庆系列活动之一，“现代中国书画大师创作研究系列：塑人民英雄 立民族丰碑——刘开渠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展览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开幕；4月20日，召开了理论家专场与艺术家专场学术研讨会。这是近年来对刘开渠艺术成就与历史贡献最新、最系统的学术梳理，也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丰富的一次成果呈现。来自文化艺术界的领导、理论家、艺术家纷纷出席活动，围绕“刘开渠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这一主题展开陈述或研讨。参加会议的专家一致认为，刘开渠作为中国现代雕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其艺术成就、教育贡献与家国情怀，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上不可磨灭的精神丰碑。
以下汇聚出席本次活动的相关专家对刘开渠先生艺术特点、社会贡献、历史价值等方面的评价。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刘开渠以跨越近整个二十世纪的创作实践，开创并定义了中国现代雕塑的基本面貌。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刘万鸣指出，刘开渠突破传统雕塑以佛像、神像为主的局面，将创作焦点转向普通劳动者，其创作的大型浮雕《农工之家》等作品，展现农工生活的日常与尊严，开启了中国现代雕塑“人民叙事”的先河。这一转变绝非简单的题材更替，而是深刻体现了艺术服务对象的根本性转换——从服务于神权、王权转向服务于人民大众。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强调，刘开渠是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界的标志性人物，在雕塑创作、雕塑教育与美术事业管理上贡献卓著。其艺术生涯漫长，经历丰富，兼具创作者、教育家、组织者多重身份。以往研究多聚焦单一领域，缺乏整体观照，而本次学术活动以立体综合、多视角整合的方式，系统还原了其完整的艺术人生与学术贡献，为深化二十世纪美术研究提供了标杆性成果。
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徐涟从艺术史的角度指出，刘开渠早年负笈法国，归国后以“为中国人做人像”为己任，将目光投向人民大众，开启了中国现代雕塑的现实主义创作之路。其雕塑作品既融合了西方古典雕塑的精准严谨，又继承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简练传神，彰显了鲜明的民族精神、民族气派、民族风格。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晓凌从理论高度对刘开渠的学术贡献进行了深刻阐释。他认为，刘开渠以跨越近整个二十世纪的创作，开创并定义了中国现代雕塑，其雕塑准确诠释了中国社会迈向现代的历史逻辑与心理体验图景。从新文化运动后期的悲天悯人之作，到抗战时期的主题性雕塑创作；从农工生活的叙事，到洞察人物精神世界的肖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代表之作，到新时期公共艺术体系的建立，刘开渠雕塑创作的风格、题材、主题虽不断变换，却始终坚守“塑造历史、雕刻灵魂”的使命。他从精神和语言两个层面，建构了完整的中国现代雕塑话语体系。
张晓凌进一步分析，刘开渠雕塑的现代性在价值观上体现为四个指向：塑造现代中国人精神图谱、聚焦农工生活、镌刻民族英雄、诠释国家意识形态。厚重深邃、如镔铁般坚硬的现代人格，既是刘开渠近一个世纪雕塑创作的人格基石，也是他从旧秩序迈向新中国的不息精神动力。
“塑人民英雄 立民族丰碑”——这一主题不仅是对刘开渠艺术实践的高度概括，更是对其价值立场的精准彰显。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林茂指出，刘开渠是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上不朽的丰碑，是革命文艺的杰出代表。他从始至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从《农工之家》开启中国现代雕塑人民叙事的先河，到主持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始终以艺术为笔，为民族立传、为英雄塑像，用作品诠释了艺术与时代、与人民、与国家命运的深度融合。
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所长陈明在主持研讨会时强调，刘开渠的艺术人生和雕塑创作如同一座丰富的宝库，可供当代美术界不断挖掘、整理和总结。他的一生始终贯彻“艺术为人民”的理念，在新中国雕塑创作体系的建立以及雕塑“民族化”的探索方面，厥功至伟。
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裔萼结合其长期研究成果分享道，2003年她曾耗时半年采访刘开渠夫人程丽娜，系统整理并出版了她的回忆录《人生是可以雕塑的——回忆刘开渠》，由此近距离了解了刘开渠的人生与艺术。她认为，刘开渠作为中国现代雕塑、美术教育、美术馆等领域的奠基者之一，其创作的核心是悲悯情怀与家国情怀的深度交融。刘开渠具有深厚的文学与理论修养，这也是其艺术成就杰出的重要原因。
渡江指挥员（人民英雄纪念碑《胜利渡长江 解放全中国》浮雕局部） 1952—1955年作 ；
船娘（人民英雄纪念碑《胜利渡长江 解放全中国》浮雕局部）1952—1955年作 （以上均藏于中国国家画院）
刘开渠的艺术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融贯中西的学术视野。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戴士和指出，刘开渠留法期间系统学习西方写实雕塑技法，但他并未简单地照搬照抄，而是能够自觉地将中国传统雕塑元素巧妙融入其中。其作品融合西方解剖技法与中国写意精神，实现了高度概括与精微刻画的统一。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池瑜从学术史角度梳理道，刘开渠作为中国留法雕塑家，将西方写实雕塑的结构、比例技法引入中国，同时结合中国传统，构建了属于中国自身的创作体系。他的艺术实践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建立了雕塑表现革命历史题材和工农题材的体系；二是实现了中西雕塑语言的有机融合；三是在美术人才教育培训方面贡献突出。
湖北曲江书院院长张如学从形式语言角度分析，刘开渠借古开今、洋为中用，将中国雕塑艺术推向了崭新高峰。其主持创作的《胜利渡长江 解放全中国》浮雕，场面宏大、气势磅礴，塑造的人物栩栩如生。此件作品人物布局有聚有散，节奏感强烈，尤其强化了线条刻画在团块中的平衡作用，画面表现力极为丰富，拉开了与西方雕塑的距离。
《美术》杂志副主编张鹏强调，刘开渠对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视和研究，是非常有见识和胸怀的。他主张创新与革新，倡导在艺术思想上勇于突破，既吸收中外传统美术精华，又反对一味临摹，强调艺术必须向前发展，主张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拓新境界。他注重多元艺术的吸纳融合，系统研究古今中外雕塑艺术，兼及其他艺术门类，将古代文论、画论与雕塑艺术相互阐发，为雕塑发展开辟新路径。
北方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乔迁从更为宏阔的历史视野出发，深刻阐释了刘开渠在中西融合中的历史性贡献。他指出，刘开渠对中国造型艺术的贡献在于他和二十世纪前半期负笈海外的艺术家一道，共同构建了中国造型艺术版图的外延。正如两汉之际佛教造型艺术的传入曾为中国本土艺术语言带来深刻拓展，千年之后，刘开渠等人从西方引入的写实主义体系，则完成了又一次巨大的历史性突破。中国古代雕塑的传统主体是塑佛像，而非塑造现实中的个体。正是刘开渠等一代先驱将西方写实雕塑引入中国，开启了塑造今人、塑造时代生活的历史新篇章。刘开渠融合中西手法，创立了现代中国雕塑的写实风范，让雕塑不再缺席于公共话语，真正成为承载民族意识与时代精神的视觉媒介。这一论断将刘开渠的艺术实践置于千年中西文化交流的脉络中，凸显了其无法替代的历史坐标意义。
中国国家画院雕塑所所长邓柯表示，刘开渠始终将雕塑创作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他的作品既有宏大的国家叙事，又充满了对人民生活的深情关照，完美诠释了“人民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女青年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欢迎人民》浮雕局部）1952—1955年作 ；农民头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欢迎人民》浮雕局部）1952—1955年作 ；妇女头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支援前线年作 （以上均藏于中国国家画院）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是刘开渠艺术生涯的巅峰之作，也是与会专家讨论的焦点话题。范迪安指出，刘开渠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倾注大量心血，其作品融合西方写实技巧与中国传统美学，成为经典。从《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无名英雄像》到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胜利渡长江》《支援前线》《欢迎》，他的作品以团结奋进、一往无前的造型彰显了雕塑的社会性、文化性与精神感召力。
《美术观察》杂志副主编孟繁玮从国家形象建构的角度分析，刘开渠的雕塑艺术实践，特别是对《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工程的创作与统筹，在多重维度上具备极其重大的里程碑意义。在国家形象的视觉建构层面，刘开渠主导开创了借鉴传统、融通中西的纪念碑雕塑范式，确立了此后中国大型纪念性公共艺术的美学基调。在“人民性”的艺术美学表达层面，他在雕塑的历史叙事和细节刻画中，将“人民”这一抽象历史主体，镌刻为可爱、可感、可敬的艺术形象。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刘礼宾从艺术哲学的高度指出，刘开渠以雕塑语言呈现历史唯物主义，其主持创作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实现了历史叙事的重要突破，以集体主义叙事具象化展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借助雕塑的永恒性，赋予普通民众历史主体的不朽价值。
中国艺术研究院雕塑院一级美术师刘锐结合参与“经典再造——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复制工程”的实践经验，分享了刘开渠在艺术处理上的精妙之处。他指出，刘开渠在创作《胜利渡长江 解放全中国》等组雕时，采用“动向分层”手法，下部人物向左，上部三角形顶端人物动势向右，结合战士吹号角、举镰刀的造型，借助船帆顶端斜线，破除幅面过长、队列单一的问题，增强构图张力，人物塑造饱满且层次丰富。这种根据视觉需求调整人物动势与空间方向的“法度”，体现了刘开渠对艺术规律的深刻把握。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刘恺也分享了参与复制工程的体会。他回忆道，在制作《支援前线》与《欢迎人民》两件浮雕的过程中，直观感受到刘开渠作品语言的质朴纯粹。对照当年留存的泥塑照片，更能发现石雕之上难以显现的细腻处理，深刻体会到先生对待艺术真诚严谨、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
老人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支援前线年作；老中医魏龙骧浮雕像 1986年作（以上均藏于中国国家画院）
刘开渠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雕塑家，更是一位卓越的美术教育家。他曾任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院长、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等职，培养了大批雕塑人才。林茂指出，刘开渠与中央美术学院的发展历史紧密相依。他深耕美术教育一线，主持雕塑学科建设，培育了大批优秀美术人才，为中央美术学院雕塑教育体系的构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中国画学会会长田黎明表示，刘开渠以人格力量与人生情怀融入中国革命事业中，他对民间传统文化有着真切深厚体验，他的作品充满着温柔敦厚、刚健自强、生生不息的生命感知。刘开渠的作品焕发出时代光芒，在中国现代雕塑史上启迪了一代代后学。他整个人生投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他的每一件作品都体现着现实主义审美理想，塑造平凡的战士和劳动者。
中国国家画院花鸟所艺术家刘海勇从校史角度补充道，刘开渠与中国美术学院渊源深厚，在中国美术学院98年发展历史中，近三分之一的时间与他紧密相关。刘开渠开创了以人民之心、历史之责为核心的艺术文脉，与“艺术为人民”的创作理念高度契合。
刘开渠的名言“人生是可以雕塑的”，成为其教育方法的理念的生动写照。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杨灿伟从学科建设角度指出，刘开渠对二十世纪中国雕塑有两大重要贡献：一是推动雕塑艺术进入高等美术教育体系，并逐步构建起完善的雕塑教学体系；二是推动雕塑艺术走向户外，成为城市公共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牵头成立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奠定了如今城市雕塑与公共艺术的发展基础。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副主任冯崇利从实践角度分享道，作为雕塑工作者及清华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他对刘开渠的质朴品格由衷敬仰。在负责故宫博物院雕塑馆（慈宁宫）的展示设计工作中，他深入学习研究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该馆的筹建历程，深刻认识到刘开渠、王朝闻等先辈对中国古代雕塑史及展览的研究与设计具有开创性意义。
渡江战士（人民英雄纪念碑《胜利渡长江 解放全中国》浮雕局部） 1952—1955年作；渡江战士（人民英雄纪念碑《胜利渡长江 解放全中国》浮雕局部）1952—1955年作（以上均藏于中国国家画院）
刘开渠在中国公共艺术领域的开拓性贡献，同样引起参加会议的专家的高度关注。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指出，刘开渠在艺术管理方面有三大贡献：一是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中，制定了一系列雕塑创作标准和管理架构，对后续中国城市雕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二是担任中国美术馆馆长期间，开拓性地建构了中国美术馆行业的发展体系；三是首创“城市雕塑”的概念，推动成立相关组织，引领了改革开放后城市雕塑的发展盛期，为后续公共艺术的兴起奠定基础。
中国雕塑学会副秘书长、本次展览策展人、论坛主持人钱晓鸣强调，当前对刘开渠的学术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是梳理罗丹以来的西方雕塑传统对刘开渠这一代艺术家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将西方优秀经验引入中国，并与国内现实实践深层次地融合。《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便是中西艺术结合的经典范例。
天津美术学院教授景育民从城市美学层面分析，刘开渠所主持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创作极具智慧与科学性。在城市美学层面，刘开渠立足中国文化本土立场，在造型风格、对称形制的空间关系处理上，至今仍为中国城市雕塑、公共艺术及宏大叙事作品创作提供着重要启示。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秦璞结合自己的创作与教学实践，回顾了刘开渠在极其艰苦条件下的执着坚守。他指出，在国际纪念性雕塑蒸蒸日上，而中国城市同类雕塑刚刚起步的时期，刘开渠在抗战的艰苦条件下，多方筹措经费、选址创作纪念碑雕塑，还亲自参与石膏翻制、铸造等一线工作，其执着坚守与无私奉献的精神，深刻影响着后辈艺术工作者。刘开渠的艺术贡献，不仅体现在经典雕塑作品的创作上，更体现在对中国城市雕塑发展的前瞻性思考与引领中。城市雕塑建设作为系统工程，涉及城市环境、历史文脉、工程落地与精神引领，任务艰巨、意义重大。他所倡导的严谨学术标准、规范创作体系以及公平公正的治学风气，持续滋养着一代代艺术创作者。当下中国公共艺术事业蓬勃兴盛，正是得益于刘开渠的开创性奠基，以及后世艺术工作者的薪火相传、接续耕耘。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公共空间与公共艺术设计所主任工程师高雅从城市雕塑管理的角度指出，正是在刘开渠的倡导和呼吁之下，城市雕塑事业才有了今天的发展局面。他推动成立了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使雕塑艺术真正走向了城市空间。同时，正是他在1982年主导提出的《关于在全国重点城市进行雕塑建设的建议》，为城市雕塑的发展奠定了规划基础，形成了整体布局。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公共空间与公共艺术设计所工程师王亚琦补充道，在整理研究北京城市雕塑档案资料时，发现了刘开渠的手稿和照片。作为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成立之初的主要负责人，刘开渠对北京城市雕塑工作给予了诸多支持。他既对北京城市雕塑早期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中肯建议，也对诸多建成雕塑作品及管理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雕塑》杂志副主编、艺术理论家徐永涛指出，刘开渠以“开城市雕塑之风，引现代美育之渠”的双重视野，奠定了中国城市雕塑、公共艺术与美术教育的基础。他留学归国后，融汇中西雕塑技法，将创作重心从“菩萨”转向“人民”，积极创作室外大型雕塑，开创城市雕塑新风尚。他倡导成立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提出“城市雕塑”概念，推动雕塑走出美术馆，融入城市公共空间，成为中国现代公共艺术的开拓者。同时，刘开渠深耕美术教育，在中央美术学院任职期间，以先进理念和严谨治学态度，培养了大批优秀雕塑人才，搭建起现代美育体系。“开渠精神”可提炼为三重启示：一是坚持中西融合的自主创新，将西方写实技法与民族传统相结合；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用作品记录时代、致敬人民；三是秉持跨界融合思维，为今天公共艺术介入城市更新、科技与文化艺术深度融合方面具有启迪作用。
刘开渠曾担任中国美术馆首任馆长，为新中国美术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美术馆民间美术部主任王雪峰详细梳理了刘开渠在中国美术馆建馆初期的贡献：他主导了美术馆主楼改造、画库建设等工作，提出了层级陈列理念和美术馆二期工程规划，还主张收藏应兼顾经典性与前瞻性，强调美术史研究要立足原点。
中国美术馆馆长潘义奎表示，刘开渠是中国美术馆首任馆长，不仅是中国现代雕塑事业的开拓者，更是一位心怀家国、情系人民的艺术家。“塑人民英雄，立民族丰碑”，这不仅是刘开渠的艺术实践，更是二十世纪中国美术鲜明的精神底色。
吴洪亮进一步指出，在担任中国美术馆馆长期间，刘开渠开拓性地建构了中国美术馆行业的发展体系，主持召开相关行业会议并颁布了中国首部美术馆工作暂行条例，为美术馆事业的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贡献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被忽视，但却是理解刘开渠全面成就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
在当代艺术观念日趋多元、科技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刘开渠所坚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艺术为人民”的创作理念，具备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裔萼指出，当下回顾刘开渠的现实意义，在于汲取其时代使命感与责任担当，矫正当前艺术创作领域的不正之风，引导大众提升审美素养。当前部分城市雕塑作品品质低劣，一些优秀的公共艺术作品又被误读、曲解，重温刘开渠的艺术精神尤为迫切。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党总支书记、教授孙璐表示，刘开渠是一位有立场、有担当的艺术家。他与同代艺术家在抗战烽火中坚守使命，将文化追求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他所秉持的艺术精神，是当代雕塑工作者珍贵的精神财富。多年来，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一脉相承，沿着刘开渠等前辈开辟的道路，以雕塑艺术服务国家与民族，践行时代使命。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马刚回忆道，年轻时曾有幸长时间接受刘开渠等先生的教诲，尤受刘开渠影响最深。刘开渠对于当下的创作有着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他学习的是西方雕塑技法，但并没有一味地照搬照抄，而是能够自觉地将中国传统雕塑元素巧妙地融入其中。这种文化自觉性，恰恰是当下大型创作中所严重缺乏的。我们应当追忆刘开渠，汲取他身上的文化自觉与创作精神，以此推动当下的创作迈向新的高度。
中国国家画院创研规划处副处长康雷从展览策划角度提出，若将刘开渠比作一本厚重的典籍，便会发现越深入研读，越能体会其艺术内涵的深厚，他的每一个人生节点都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是值得后世深入研究的优秀人民艺术家。艺术家精神的传承需要代代接力，建议借助数字化、AI技术等现代手段，结合雕塑艺术立体多维的特性，实现刘开渠艺术展示的创新转化，让其艺术精神得以持续传承。
刘开渠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米洁介绍了本次展览的策划理念。她表示，本次学术研究活动围绕十个专题方向策划，内容更丰富、研究更为深入，不仅为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与佐证，更填补了中国现代美术史中刘开渠研究的空白，尤其在学术层面补充了中国现代雕塑源头的梳理与展示。自2016年起，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刘开渠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全国巡展先后在上海、广西、北京、湖南、浙江、安徽等地展出，在展览中特别增加了一个新的板块，即对中国现代雕塑源头的梳理，填补了中国雕塑研究中这部分的空白。
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所长陈明在总结发言中强调，今天各位专家集中讨论刘开渠先生的雕塑，具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当下，美术创作正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观念和媒体的冲击，更受科技发展带来的影响，显得纷繁复杂。在此背景下，我们再去回望刘开渠等老一辈艺术家，研究他们的艺术技巧和思想，品察他们的作品中蕴含的人文关怀和家国情怀，显得格外重要。
刘开渠以跨越整个二十世纪的艺术实践，开创并定义了中国现代雕塑的基本面貌。他融汇中西的艺术语言、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心怀家国的文化情怀，以及在雕塑教育、美术馆事业、城市公共艺术等领域的奠基性贡献，共同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上不可磨灭的精神丰碑。
正如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刘万鸣所言，中国国家画院肩负着开展美术创作与研究的重要职责。此次学术研究活动将研究成果呈现为十个学术篇章，以期让观众看到更加立体厚重、有风骨有血肉的刘开渠，并引发学界更深入的思考，更好地继承刘开渠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精神，让艺术真正为人民塑像、为时代立碑，让中国美术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刘开渠的艺术人生与创作实践告诉我们，真正伟大的艺术，必然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必然与人民大众血脉相通，必然在融汇中西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民族气派。在新时代的历史坐标中，深入挖掘刘开渠的艺术思想，传承其“塑人民英雄，立民族丰碑”的艺术精神，对于推动中国美术事业的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具备极其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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